“四年夜奇書”是小說範疇中的一個知識性話題，指的是《三國演義》《水滸傳》《西游記》《金瓶梅》，它們是長篇淺顯小說的代表性著作。從當下讀者和學界的認知來看，年夜多持王世貞起首提出了“四年夜奇書”之說，這重要源自李漁之論，他曾說道：“昔弇州師長教師有宇宙四年夜奇書之目，曰《史記》也，《南華》也，《水滸》與《西廂》也。馮猶龍亦有四年夜奇書之目，曰《三國》也，《水滸》也，《西游》與《金瓶梅》也。兩人之論各別。愚謂書之奇當從其類。《水滸》在小說家，與經史不類；《西廂》系詞曲，與小說又不類。今將從其類以配其奇，則馮說為近是。”
經由過程其言可知，最後的“四年夜奇書”是《史記》《南華》《水滸傳》《西廂記》，后來逐步演變為《三國演義》《水滸傳》《西游記》《金瓶梅》，這是兩種分歧的劃分尺度，李漁偏向于后一種劃分之法，即以“類”作為根據，嚴厲區分經史、詞曲、小說之間的界線，不是同類則不克不及同回，“今將從其類以配其奇”，從而把“四年夜奇書”之名直接界說于長篇淺顯小說，并以馮夢龍的為準，褫奪了王世貞之論的公道性。不外后人談及“四年夜奇書”時，畢竟繞不開王世貞。但是，經由過程文獻梳理，可知王世貞首倡“四年夜奇書”說是李漁特別構建的偽論，并不是王世貞真有此論。重要緣由有：
其一，王世貞“奇書”之論有其褒義。李漁所言的“奇書”是對《三國》《水滸》等書的確定和推重，以為他們是長篇章回小說的代表。而在王世貞文集中，與《史記》《南華》《水滸》《西廂》有關的“奇書”之論，只觸及《史記聚會場地》一書，他說道：“《史記》，千古之奇書也。”不外此處對《史記》的評論倒是以批駁為主，如他接著說道：“（《史記》）非野史也，如游俠、刺客、貨殖之類，或借駁事以識趣，或發已意以伸好。今欲仿之則累體，削之則非故，且天官、禮樂、刑法之類，后幾百倍于昔矣，竊恐未可繼也。”意即《史記》為史乘，應固守客不雅敘事的規定，奉董狐之筆，不克不及憑小我感情的愛好，不受拘束抒發，“游俠、刺客、貨殖之類”的文章顯然有悖于史乘撰寫請求，乃至王世貞否定《史記》的野史位置，以為后世不該進修司馬遷這般創作。是以，王世貞的“奇書”內在和李漁所論是截然相反的。
其二，王世貞從未說起“四年夜奇書”一語。翻閱王世貞《弇州隱士四部稿》《弇州隱士續稿》等文集，在一切的篇章中，并沒有發明“四年夜奇書”之論，《南華》《水滸》《西廂》這些書名呈現的次數很少，《水滸》甚至是只呈現過1次。而在擴展至與王世貞附近時代的別人之論時，倒有多人之論與李漁附近。如李贄旗號光鮮地將《水滸傳》《史記》《杜子美集》《蘇子瞻》《李獻吉集》稱之為“宇宙內有五年夜部文章”，初次將小我文集融進到宇宙年夜佈景中斟酌，提出宇宙說。笑花主人則言及：“《水滸》、《三國》，奇奇正正，銀河無極。論者以二集配伯喈、《西廂》傳奇，號四年夜書，厥不雅偉矣。”明白提出“四年夜書”之說。西湖釣叟則以為：“明天下小說如林，獨推三年夜奇書曰《水滸》、《西游》、《金瓶梅》者，何故稱乎？《西游》闡心而證道于魔，《水滸》戒俠而崇義于盜，《金瓶梅》懲淫而炫情于色：此皆顯言之，夸言之，放言之，而其旨則在以隱，以刺，以止之間。”此三年夜奇書在李漁所論的四年夜奇書之內，但評論的角度紛歧樣。陳忱更是直接將《南華》《西廂》《楞嚴》《離騷》并稱為“四年夜奇書”。這些結論，幾多與李漁之論有所分歧，但不克不及完整否認他們之間的內涵聯絡接觸，這也闡明，那時世人都留意到，在四書五經之外，淺顯小說、戲劇、小我詩文等文集也具有其奇特位置。可見，李漁以為的王世貞說，能夠是綜合了別人之論。
其三，“四年夜奇書”的部門書名非王世貞常用語。在書名的表達上，李漁所言的“四年夜奇書”與王世貞的不相吻合。如李漁言及王世貞的“四年夜奇書”為《史記》《南華》《水滸》《西廂》，而莊子由於被道教尊稱為“南華真人”，乃至《莊子》一書又有《南華》之稱，不外王世貞在評論莊子著作時更多的是用《莊子》一語，他在《唸書后》卷一中，即采用《莊子》一名，將其與《讀墨子》《讀伍子胥傳后》等文章并列，翻閱王世貞文集，也可以發明《莊子》呈現的次數顯明多過《南華》。而用《南華》表現《莊子》的僅為6次，他說道：“弇州者何，始余誦《南華》，而至所謂年夜荒之西，弇州之北，意慕之。”以及“《南華》之鵬，摶九萬里而風斯鄙人”。這種援用只是偶然說起。
其四，王世貞對“四年夜奇書”褒貶紛歧。王世貞對《史記》《南華》《水滸》《西廂》的評論有很年夜分歧。如他以為《水滸》是：“至稗官史家若傳《水滸》者，以猥褻聞。”這是對《水滸》的周全否認，一來以為它是稗官別史之類，非野史，不登年夜雅之堂，二來以為它的最年夜特點是“猥褻”，佈滿高等、下賤的行動，正人不齒。後面說起的《史記》，王世貞只是從史乘寫作方面停止的否認，實在他仍是有所確定的，如在領導后人進修時，《史記》是必唸書目，同時也是他在停止考證時的主講座場地要佐證，其言及：“酈道元云眾人疑是項伯冢，按《史記》，項伯名纏，封射陽侯，子睢，封后以罪除平皋侯。”而對于《西廂記》，王世貞則賜與高度確定，他以為：“北曲故當以《西廂》壓卷。”并批評何良俊主意《倩女離魂》《王粲登樓》在《西廂記》之上。至于《莊子》，王世貞說道：“莊子之為文，宏放馳逐，縱而不成羈，其辭高深而有深味，然托名多怪詭，而轉句或晦棘而難解，其下字或奧僻而不成識。”即確定莊子行文境界坦蕩，意境深遠有神韻，不外名物多詭怪，部門用字較為冷僻，使人難讀。是以從王世貞的立場來看，他對《史記》《南華》《水滸》《西廂》四書的褒貶水平紛歧，且此四書不屬于統一層面，《史記》為史乘類，《南華》為諸子類，《水滸》為淺顯小說類，《西廂》為戲曲類，王世貞不太能瑜伽場地夠將四書放在一路比擬剖析。
其五，王世貞奉行小說以佐汗青的不雅念。王世貞生涯的中晚明時代，唐傳奇、宋話本等文學性小說已有所成長，并深受大眾的愛好，而王世貞對此類小說則是五體投地，如他以為：“《夷堅志》在諸說家中，尤為卑猥庸雜，即刻本覽一過便舍之，缺乏留。”他還猜忌《禹本紀》《山海經》中神話的真正的性，他說道：“惟司馬子長亦云《禹本紀》《山海經》一切怪物，余不敢言，蓋亦疑之，而未能決也。”對于王世貞的小說不雅念，何詩海以為：“王世貞編《弇州四部稿》時，家教早已完成《世說新語補》《劍俠傳》的編輯任務。但這兩部以寫人敘事見長、更具文學性的著作，卻未能進選《弇州四部稿》。”（《中山年夜學學報》2015年第4期）是以，王世貞固然從事過有關志人小說、唐傳奇的編輯，但這不是他所承認的小說不雅念，他所奉行的是以佐汗青的小說不雅，如他編輯其文集時遵守《七略》，言及：“集所以名四部者，賦、詩、文、說為部四耳，亦《七略》遺例也。”《七略》雖已亡佚，但可以從班固的《藝文志》獲知，他言及《藝文志》是“今刪其（《七略》）要，以備篇籍”。此中說起的《伊尹說》《周考》《青史子》等書目，均以汗青考據或汗青評論見長，王世貞“說部”中的《札記內編》《藝苑卮言》《宛委余編》《燕語》《別史家乘考誤》等就是對這種小說不雅念的繼續，而不是李漁所言的小說類。
其六，部門書本在王世貞生前不曾刊刻。李漁終極將《三國》《水滸》《西游》《金瓶梅》并稱“四年夜奇書”，是樹立在對“王世貞之論”的否認之上，但是此四書在王世貞《四部稿》《續稿》中的呈現情形紛歧，《水滸》之名好歹還呈現過1次，而《西游記》《金瓶梅》就最基礎沒有說起，《三國》雖屢次言及，但指的是陳壽《三國志》，而不是淺顯小說《三國演義》。如他說道：“史稱齊文宣在東山喝酒，投杯赫怒，召魏收于前，為書將西討，周人震恐，常為度隴之計，《三國》《典略》載其全文曰：‘朕歷數在躬，志清四方，蕞爾秦隴，久阻風化，混一之事，期在本日。’”再者，《西游記》最早的刻本為萬歷二十年（1592）金陵世德堂刊的《新刻出像官板年夜字西游記》，《三國志演義》為萬歷十九年（1591）金陵周曰校萬卷樓《新刊校訂古本年夜字音釋三國志淺顯演義》，《水滸傳》為萬歷十七年（1589）天都外臣序新安刻本《忠義水滸傳》，《金瓶梅》雖為萬歷四十五年（1617）姑蘇書坊刻東吳弄珠客序本《新刻金瓶梅詞話》，但在此本之前，就已有手本在社會下流傳。王世貞1590年往世，部門書本不曾見到，而到李漁時，這些都廣為傳播。是以王世貞和李漁的時期分歧，他們的小說不雅不盡一樣，李漁很能夠就是以當時代不雅念，目標明白地往建構王世貞小說不雅。
綜上所述，李漁構建的王世貞首倡“四年夜奇書”說，更多的是借王世貞之名，來論證本身主意的公道性。是以，后人不該該以李漁之論來闡釋王世貞的小說不雅念及其文學思惟，同時，對“四年夜奇書”之說的內在也應當有所反思。
（作者：賈飛，系南通年夜學文學院副傳授）